他们回乡创业，承包国内九成生意，产量最高超全球总量50%-环球时讯

故乡热土上的青年人们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文/易琬玉

编辑/郑亚文

生命力顽强的仙人掌可以适应沙漠并牢牢生根，但想要彻底改变沙漠，得从种一颗小草开始。草灌先行，固土吸水，然后才是乔木，防风拦沙，最终逐渐形成一道无坚不摧的屏障。

这就是生物学上的草灌乔生态。草灌之上生出乔木，乔木反过来稳固生态，顶开环境的天花板。草、灌、乔，是生物学中，最稳定、最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。

产业带上的生态系统也是如此。热土上年轻的“后浪”，是受家乡生态孕育的“乔木”，他们又用自己的巧思反哺家乡。

从小跟手钩毛线打交道的黄嘉榆，不忍看自家的钩花厂没落，也不想村子里上百名心灵手巧的阿姨放下钩针，于是用亮眼的设计创造溢价空间，对抗机器制造的千篇一律，带动村子里的阿姨们做手钩，日销上千单。

出生在河南许昌的霍亚超，从小就在春节帮大人们做“会飞的龙”，他生长的霍庄村承包了全国九成的舞龙舞狮道具。一开始，同乡做的多是批发生意，霍亚超就通过互联网做零售。他根据客户需求做定制，做出了能发光、能喷烟花，还能在水下舞的龙……12年里，霍亚超卖出去至少11万条龙，有客人复购了七八次。

而在被誉为“东方克雷蒙娜”的泰州黄桥镇，每年产出200万把小提琴。曾经最辉煌的时候，这里承包了全球50%以上的小提琴生产。

徐小峰是黄桥镇最早接受专业学习的高级制琴师，将小提琴制作技术带回家乡后，他促进黄桥小提琴走向中高端市场。后来，他又在政府支持下，专门培养小提琴制作师。目前黄桥镇形成的小提琴及其相关产业带，带动了当地3万名从业者。

以下是这些“后浪们”依托产业生态成长，又反哺家乡，找寻产业新出路的故事。

潮州女孩带村里阿姨做手钩，日销上千单

（黄嘉榆在家乡）

黄嘉榆的童年是毛线“织”成的，她1990年在潮州农村出生，记忆里父亲总是扛回一堆毛线。这些五颜六色的毛线在全家人手里，靠着钩针变成桌布花边，然后变成她和弟弟的学费，还有一家人的生活费。

村子里几乎人人都会做手钩，订单大多来自广州十三行的档口，老板们要的桌布花边、毛衣花朵、比基尼等等，都出自农忙之余的潮州人之手。这些手钩针织品也培养起黄嘉榆的审美，她了解非洲客户喜爱明快的撞色，欧美国家喜爱鲜艳的色彩，日本市场则偏爱饱和度低的颜色……

渐渐地，2000多人的村子里形成了手钩产业，四家钩花厂里，有一家就是黄嘉榆的父亲开的。印象里父亲常驻广州接单，他采购好材料寄回村，妈妈则负责派单给村里的阿姨们。最忙的时候，一家人和村里100多位阿姨赶订单，一年下来卖了超过千万元，“阿姨们不是在农忙，就是聚在我家，把钩好的花边缠绕在木棒上，然后打包寄走”。

很多临近出货的紧急时刻，订单还没赶完，黄嘉榆看着母亲一通电话就召集了十几个阿姨，大家说说笑笑手却不停，把欠下的订单赶制出来。那个时候，连村里的男孩子都会做手钩，“这是赚零花钱的手段”，女孩们还会兴致勃勃地给洋娃娃钩衣服和头发。

但这种家家户户钩针的童年记忆，在黄嘉榆大学毕业后消失了。在自动化浪潮下，机器代替了手工，便宜又高效的机器抢走了阿姨们的活儿，村里的手钩工厂也逐渐关闭。阿姨们只得放下钩针，外出打工或是回家操持家务。

她自家的厂子也遭不住了，没有现金流周转，供应商的货款结不了账，工厂倒闭后，家里也欠下不少债。在外求学的黄嘉榆，萌生了回家创业的想法，她想守住这门手艺养活全家人，也想给曾经说笑着一起钩针的阿姨们带来收益。

阿姨们的手竞争不过机器的高效和低价，但是好的设计可以创造溢价空间。设计专业毕业的黄嘉榆，曾经有过靠手钩作品，挣路费和住宿费的时候。她在云南待过一个多月，每天带着几团线、一盘珠子摆地摊，有时候一天能赚800多元。

之后她开起淘宝店，在全国各地摆摊，一路走过澳门、深圳、广州，又在上海待了几个月。她一边摆摊、一边宣传，成交的订单就由家里的母亲分配给同村的阿姨们。

在上海的时候，因为高昂的房租，黄嘉榆一度压力很大，人处于紧绷状态，她的设计也都是沉闷的色调。后来，她还是选择回大理，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铺子待了好几年。每次闭店后，她就去找个地方放下躺椅，一边晒太阳一边做手钩。心情放松下来，她的作品颜色也丰富起来。

后来，她在大理的门店，成了古城人气最高的饰品店，顾客们在旅途中爱上她设计的饰品，又跑到她的淘宝店复购。等到2020年，黄嘉榆蛰伏了好几年的店铺终于爆了，一天成交了1000单，把村子里的阿姨们都乐坏了。

黄嘉榆索性直接飞回潮州，开了工作室专心打理淘宝店。当年那些因为钩花厂倒闭而四散的阿姨们，又因为她的淘宝店聚在了一起。而且，还不断有阿姨想加入她的团队，为了扩大销量，她又在饰品线之外，开了一间手钩服装店，上架比基尼、背心、裤子等手钩服饰。

黄嘉榆结合西方艺和民族风，放进自己的手钩设计。她根据阿姨们的特点为她们分工，有的阿姨“手比较紧”，适合钩更精致的设计；有的阿姨不太懂细节上的区别，可能会把一个笑脸的竖线和横线搞错，导致换了个表情，她也会耐心帮忙“抠”。

团队里年纪最大的阿姨快70岁了，钩了50年钩针，阿姨的眼睛没有年轻时候好，黄嘉榆就只让她钩“平针”比基尼、背心等没有太多花纹的样式。

每一个精心包好的手钩作品，都会附带制作阿姨手签的卡片。黄嘉榆希望，收到心仪饰品眼前一亮的买家，也能想到一针一线把它们织出来的阿姨们。

河南小伙做“龙”，带全村致富

同样，作为“后浪”的霍亚超，用年轻人的方式，盘活了村子里传了好几辈的手艺。

霍亚超出生在河南许昌，他所在的霍庄村几乎承包了全国各地的舞龙舞狮道具。春节期间，家家户户做出来的龙，比村子里的人还多。传统民俗表演承载了大多数人的童年记忆，活泼的“吉祥物顶流”上蹿下跳，仿佛就能一扫过往阴霾，带来好运气。

2000人口的霍庄村，承包了全国九成“会飞”的龙。霍亚超从2007年开始创业卖舞龙舞狮道具，但其实，从小他就帮着家里大人做道具。这门生意，从他爷爷辈就开始了。

年前的一个月，村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庆祝年节的道具，除了舞龙舞狮，还有高跷、花轿、毛驴……好不热闹，“因为我们村这个时候最忙，虽然做这些道具，但村里之前都没空组织舞龙舞狮”。他们负责制造热闹，但热闹都留给了别人。

每年，单量最大的是“九把一珠”的国标3号龙——“九把”是指龙身的九个握把，“一珠”则负责在最前面戏龙，这样一来，一条龙正好是十个人来舞。在传统文化里，“九”和“十”都是寓意吉祥的数字，这种规格的龙一般订得最多，霍亚超会提前备好现货。

但因为各个村的舞龙舞狮队人数不同，每年还是有许多定制订单，要求的龙身大小和握把数量也不一样，甚至对胡须、龙角等细节也会有不同要求。在霍亚超接过的定制订单里，最大的一条龙，“龙身直径超过1米，有50多个握把，撑开得有100多米，龙头三米多宽，能赶上村里一间房子那么大”。

霍亚超靠着村里流传下来的好手艺，设计出了在夜里闪闪发光的龙，张口就喷烟花的龙，有的龙在水下也生龙活虎……因为只能手工定制，订单量再大，定制产品加急也至少需要三天。

做出来的道具，灵不灵动，全在师傅对细节的把控上，是沉淀在额头、眼睛、鼻子等细微处的经验。在霍亚超的厂里，最有经验的师傅已经扎了30年狮头，“这个活儿就是要经验，没经验的人，哪怕脑子看懂了，手上的活儿也出不来”。

最早的时候，霍亚超和同乡其他人一样，做的是批发生意，只和经销商打交道。后来，他开始做零售，接触到一个个鲜活的客户，他才知道产品能往哪些方向改进。以前连接固定处用的是贴片，但是顾客反映不够牢靠，他就换成了方管，材质和结构都结实了许多。如今，他的淘宝店开了12年，卖出去至少11万条“会飞”的龙，有的客人已经复购七八次了。

霍亚超觉得这门热闹生意“没啥缺点，就是季节性太明显”。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是生意最旺的时候，临时多找些工人也忙不过来，其他月份则非常闲，“夏天的时候基本一整天都没什么事”。为了增加平日里的订单量，霍亚超也从同乡处拿货，上架了舞蹈扇子、二人转手绢、大头娃娃道具……

当初，成家的霍亚超为了立业，选择拾起家里的舞龙舞狮道具生意，夫妻俩从家庭作坊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了1000多平的工厂。两口子买了车、也在城里买了房，还有了四个孩子，霍亚超乐呵呵地说自己是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”——村里不少人靠做道具发了财，有同乡靠卖舞蹈扇子年销千万。

2020年，霍庄村建了一个两千多平方米的电商产业基地，销售额连续两年突破1亿元。外出的年轻人回到村里，开网店，搞直播。旺季的时候，一个家庭一个月能卖出十几万元。能在家门口安居乐业，谁会选择背井离乡呢？

3万名从业者，年产200万把小提琴

除了传承经典，也有年轻人反哺家乡，找到了新的产业出路。

黄桥镇或许在老一辈的眼里并不陌生，一场黄桥决战以少胜多，一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。尽管是历史上的关键一笔，黄桥镇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乏发展资源。

但一次机会的偶然乍现，却被黄桥人紧紧抓住了。

20世纪60年代，上海制琴厂的人工费越来越贵，利润越来越薄，于是有人瞄准了工价更低的黄桥镇。这是小提琴制作第一次走进黄桥，黄桥的凤灵制琴厂由此成立，沿用上海的技术，主做低端琴卖往国外。

当时国内小提琴并不普及，但刚退伍的徐小峰还是看到了广阔的市场前景。制琴厂里，大部分工人并不了解小提琴制作，“把这个当作木工活在做”。但徐小峰知道，“好的小提琴卖得起好价钱”，于是特意去上海音乐学院，研修制琴专业，后来又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。他学了三年后进入凤灵集团，成了最早的高级制琴师。

因为价格优势，2005年，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的低端小提琴产自黄桥镇，但是一把琴只能卖200块，缺乏市场竞争力。回乡的徐小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“产业升级”，2005年大众款的琴500元一把，他做的琴则可以卖到5000元一把。

早期，在黄桥的制琴厂，小提琴制作被拆分为208道工序，分给208个工人，每个人都只了解制作的一小部分，上手效率高，但没人真正了解完整的工艺。后来，208道工序分给十人组成的“高级制琴小组”，这些精挑细选的技工，生产更高端的小提琴，也成了黄桥的新名片。

徐小峰制琴不求速度、只求质量，他设计了700多个尺寸，一根音柱换了十几种材料，甚至亲手敲碎了200多把琴。当地许多把制琴当“糊口”的工人们不理解他的低效，但后来也开始向他学习。从2015年开始，国内学小提琴的人数多了起来，凤灵也开始在国内打通中高端市场，如今，徐小峰是制琴界的响亮名字，他的琴最贵已经卖到32万元一把。

2016年之后，小提琴产业不断升级，也被更多人看到，相关的配件产业也发展起来，各种企业优胜劣汰，黄桥镇小提琴的江湖地位就此形成。在政府支持下，徐小峰培养了200多位小提琴制作师，目前黄桥形成的小提琴及其相关产业带，带动了当地3万名从业者，每年生产200万把小提琴。

小提琴也融入了当地生活。在黄桥的小学和初中校园，每个礼拜有两三节小提琴课，学校提供小提琴，老师们也都有编制，学生们可以免费学琴。在黄桥的田间地头、公园里，也有大叔大妈拉小提琴的身影。

从2017年起，黄桥镇就是“6·21国际乐器演奏日”中国主会场，它也是该项活动承办时间最久、演奏阵容最大、组织最周密、国际上推介宣传最多的合作城市。截至2021年，黄桥主会场累计组织演奏团队260多支，参与演出人数达到1.65万人次，惠及的观众超过了21万人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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